劉以鬯點點頭道：“就拿倪匡來說，50年代開始，香港媒體上全是來自海峽那邊的文化精英在罵你們。結果倪匡先生一來，身份往那裡一擺，又罵的比所有人都狠、都具體，然後大家都去看他罵你們了，沒人看海峽那邊的知識分子罵你們了。
罵你們的話語權大旗就轉移到倪匡這樣你們這邊背景的知識分子手上了——你說這到底是誰占了便宜，又是誰吃虧了啊？”
張潮聽得一時腦子有點亂。
劉以鬯嗬嗬笑道：“所以說不要覺得罵了就怎麼了。有句話叫‘小罵幫大忙’，那大罵呢？其實大罵罵好了、罵對了，幫的忙更大。
那時候在香港直接講支持內地，除了少數偏左的運動分子，市民裡誰聽啊？聽都不聽你，你講天花亂墜有什麼用。先讓人願意聽你講，才是最重要的，講什麼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張潮恍然大悟道：“那說起來金庸先生也是……”
劉以鬯道：“當然。50年代到70年代的香港，一直是大陸和台島的兵家必爭之地，尤其在英國人不太管的文化方麵，雙方的鬥爭更是激烈。
總體來說在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的文化是台島方麵逐漸占據上風，尤其是滬上來的文化精英幾乎是‘一統江湖’。那時候最流行的歌曲是國語歌，最流行的電影是國語電影，粵語片、粵語歌被認為是不入流的。
那時候談戀愛，小夥子約女孩子看電影，都是要看國語片，要不然就是看黃梅調，沒有人看粵語片。
我清楚的記得在1950年代的時候，香港的電影院還能看到不少粵語片。但是後來國語片就越來越多，這種情況到了1972年到達頂峰，全年竟然沒有一部粵語片投產。香港的傳統粵語片也徹底完蛋了。”
張潮問道：“這些曆史太古老了，我完全不了解，我小時候看的港片，多是80年代後拍的——後來呢？”
劉以鬯道：“但是待到70年代以後就不一樣，走‘群眾路線’的文化精英們崛起了，尤其在流行文化方麵，用金庸、倪匡的，許冠傑的粵語歌、粵語片，徹底翻盤了台島背景的文化精英。
這些優秀的文化產品，不僅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這塊土地上普通市民之間的分裂和對立，並且重新打造了一個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文化認同共識。最後就連台島背景的文化人，也不得不跟隨這股潮流。
等到中英談判完成，台島方麵的局勢也有了重大變化。首先就是承認失敗，從政府預算裡停掉了對香港台島背景的文化人、影視公司的金錢補貼。所以80年代末期以後，香港的文化格局就全部倒向了內地。
當然，我這裡講的隻是大致的脈絡，實際上的情況複雜很多，講上三天三夜也講不完。很多時候並不是對抗，大家也會合作賺錢，所以經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不清的。
不過總體上要承認，內地背景的文化人更有出息一些，在資源很匱乏、開局很不利的情況下，把事業做成了。台島背景的文化人拿著大把的資源和補助，高高在上，最後重複了當年命運。”
張潮一時之間不知該感慨，還是該追問，沉默良久以後對劉以鬯說道：“所以其實香港作家和文化人本土意識的覺醒，也有著這些外來因素的作用。”
劉以鬯點點頭道：“那當然，而且這是必然的。沒有一個經濟這麼發達、市民受教育程度這麼高、文化活動這麼發達的地區，會一直被外來文化所左右。它產生的二代、三代文化人，一定會把目光投注在本土文化的獨特性上。
這一定會催生本土意識的覺醒。從西西的《我城》開始，這就是一股不可能逆的潮流了。
但是本土意識一旦覺醒，你就沒有辦法控製它的走向。有些人會注重其融合性，有些人會注重其獨立性，有些人會注重其超越性——其實都無可厚非。
我來告訴你這些，就是希望你要注意到問題的複雜性。不要把反對你的人，都當做敵人。他們也都是當年種下的苗結出的果子，有酸有甜。你現在就算把酸的果子都踩爛，以後結的果子就都是甜的了？”
張潮若有所思，沉默了一會，又問道：“那老先生您有什麼好的建議？”
劉以鬯卻沒有回答張潮的問題，而是起身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我快90歲了，我已經做完了曆史交給我這一代人的事情，我隻能告訴你我曆經的這些掌故，至於後麵你選擇做什麼，怎麼做，那是你的事情。”
潘要明和馬家輝此刻也站起來，一左一右攙扶著劉以鬯。劉以鬯走到門口，又轉身道：“你可能疑惑我這個老頭子為什麼要和你說這些。
我在24歲的時候就去重慶做了《國民公報》和《掃蕩報》兩份抗戰報紙的副刊編輯，那時候一共就七份大報；30歲的來到香港，又做了《香港時報》和《星島晚報》的編輯；1985年，我又做了《香港文學》的編輯。抗戰的艱難我經曆過，內戰的迷惘我也曾有過……
南、北，陸、台……我最後還是成了一個香港人。是文學救贖了我，我多麼希望文學就是文學——但是有太多人覺得文學不能隻是文學。
我曾經看著張愛玲一次一次帶著稿子找我隔壁的《西風》編輯投稿；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一次連載發表，是在我編輯的《掃蕩報》副刊上；姚雪垠的第一個集子，是我幫他策劃出版的；孫伏園的魯迅研究也是發表在我主編的《星島晚報》副刊上……
最後，我還是希望文學就是文學，上一代的恩怨，不要成為下一代的包袱。地分南北、文分兩岸，但人心呢？看你們這一代了。”
說罷，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今晚寫得比較艱難，就這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