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同學奇怪道：“魯迅不算嗎？”
張潮笑著答道：“魯迅都還沒有被打成‘漢奸’，可見他還不算。——但他確實是最接近的。能說出古書的字裡行間都是‘吃人’二字這種話，已經堪稱不朽於史了。”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盯緊了眼前的菜，似乎怕聽到什麼不經之論。魯迅要當“漢奸”，才能給後人搬開石頭。
張潮說這種話，不怕被雷劈嗎？
張潮似無所覺，喝了一口快樂水，繼續把話題繞回到帕慕克身上：“土耳其是近代進入工業化的後發國家，伊斯坦布爾至今也是全世界西化與反西化鬥爭的最前沿。
帕慕克出生在一個西化家庭，祖父從推行西化的生意中大發其財，為家族積累了龐大的財富。他從小就能坐在可以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書房裡學習。
他雖然也很喜愛奧斯曼帝國留下來的一些文化傳統，但是他的價值觀是明確擁護西化的，而且態度很堅定。”
張潮見眾人不信，就補充了一句：“你們想想《我的名字叫紅》的情節還有結局。”
聞言眾人紛紛回憶起來。
《我的名字叫紅》講的就是一個傳統與變革衝突的故事——1590年，蘇丹秘密召集4個細密畫家（一種波斯傳統繪畫手法），讓他們以歐洲風格，為一本頌揚他與他的帝國的榮耀的大書作畫。
這在原教旨盛行的16世紀，是非常危險的計劃，被視為異教主義，因此畫家們隻能秘密進行。但在這個過程中，一名名為“高雅先生”的畫師被人謀害，隨即又發生一係列的謀殺。
……在眾人的合力下，終於從未完成的圖畫裡找出凶手——另一個畫師“橄欖”。“橄欖”是才華橫溢，並且是極度虔誠的藝術信徒，堅守傳統細密畫，即使知道這門藝術在歐洲浪潮的衝擊下就要潰不成軍，也無法放棄。
最後他的信仰崩潰於發現自己的姨夫、另一位細密畫大師熱愛上了法蘭克繪畫的那一刻，失控的“橄欖”毀滅了所有他認為背叛傳統的藝術大師，包括他自己。
張潮看大家都回憶得差不多了，補充了一句道：“帕慕克在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夢想成為一個細密畫畫師，他的書不少封麵都是他自己畫的。
如果當初最早被發表的是他的畫作，而不是，也許我們就看不到一個作家帕慕克了。”
這一句話，如黑夜中的一根火柴，點燃了眾人腦中那片幽暗的空間，蒙在《我的名字叫紅》上麵的那層薄紗，似乎一瞬間就被揭了下來。
“其實‘橄欖’就是他自己？”
“不，每一個畫師都是他自己。‘橄欖’‘高雅先生’‘蝴蝶’‘鸛鳥’，都是他，也都不是他。”
“帕慕克明明熱愛細密畫藝術，也深知本土畫派的艱難處境，但還是讓歐洲畫派用一種無可爭議的巨大力量，摧毀了本土畫派。”
“天哪，太殘忍了！他怎麼可以對自己，對自己國家的傳統這麼殘忍？”
“他不覺得可惜嗎？”
“帕慕克的世界觀……真可怕啊！”
眾人議論紛紛，張潮則忙裡偷閒地又剝了兩隻皮皮蝦，津津有味地吃著。
大家討論了一會兒，張潮才道：“知道帕慕克為什麼要被暗殺，還有送上法庭了吧？按人家國內傳統派和廣大群眾的評價標準，他妥妥的一個‘土奸’，甘為西方勢力走狗。”
眾人啞然，許多學生眼裡流露出了迷惘的神色。
一個學生忿忿不平地道：“帕慕克這樣算不上‘土奸’，他隻是反對用落後的傳統去約束和壓抑人性的正常需求，所謂‘矯枉必須過正’！”
另一個則道：“那也要看實際情況啊！細密畫縱然已經落伍了，但從藝術角度講，還是有傳承下去的必要的，不能一棍子都打倒。”
還有同學道：“他的出身就決定了他的立場。他不是‘土奸’，而是始終站在其中一部分人這邊，這部分人也是人家國內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人群。”
這時一個叫胡序的男老師歎了口氣道：“我知道張潮的意思了。曆史悠久、文明燦爛，但是在近代又落後‘西方’的國家，其實都會麵臨這個問題。
傳統與現代之間巨大的鴻溝，時刻在撕裂著人群的生活和思想，其中像帕慕克這樣的知識分子受到的折磨尤為強烈。
皈依傳統，無法忍受那些落後的習俗對自由意誌的壓抑；皈依西方，又無法割舍傳統當中那些美好的部分。想要在兩者之間取衡，實際上更危險——就像走獸和飛禽都不喜歡蝙蝠一樣。
你之所以說帕慕克幫後來人搬走了石頭，就是因為他冒了極大的風險，用明確的態度給後來人指出了如何在文學中處理這個問題。”
張潮點點頭道：“帕慕克既開了路，又扛了雷，土耳其的年輕作家可以沿著這條路狂奔了，所以我說未來很快會有不同的後起之秀衝擊世界文學界的中心。”
事實也是如此，在帕慕克之後，艾麗芙·沙法克、埃莉芙·巴圖曼等陸續受到了強烈的關注。
有人道：“你的意思是，中國的當代文學，少這樣的一個人？”
張潮道：“我們從外人的角度看帕慕克，欣賞他挑戰傳統的姿態和勇氣。但是類似的人誕生在我們內部的時候，我們真的會欣賞嗎？”
又是一陣沉默。
張潮道：“魯迅當年不僅要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他還要組織過漢字拉丁化運動，主張全麵廢除漢字，代以拉丁字母，就像越南那樣。
我們怎麼評價當初他的這個主張呢？可惜，魯迅要再活20年，或者沒有被文化鬥爭牽扯那麼多的精力，也許會替我們搬開那塊石頭。當然，也不免被罵毀滅中華傳統的‘漢奸’了。
所以，我們的當代文學不是落後沒落後世界的問題，而是從來就沒有一個足夠有分量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展現出某種理性的、可行的道路，為其他人梳理清楚‘繼承傳統’與‘擁抱現代’這個難題的症結所在。
80年代的先鋒作家紛紛回歸現實主義，80後的年輕作家又都在回避傳統敘事，其實都是這個症結的產物——包括我在內。
就像我在飯塚榮教授課上說的那樣，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兩回事，我們的「當代文學」，究竟是曆史層麵的「當代」，還是文學層麵的「當代」，其實也要打一個問號。”
說到後麵，張潮自己的情緒也不免低沉下來，語氣當中帶上了自嘲。
師生們也似乎感受到了這股情緒。一個已經取得這麼多成功的年輕作家，骨子裡似乎竟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確實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這時有同學大喝一聲，嚇了所有人一跳：“中國文學的「當代化」，就在我們這些人肩膀上了！從今晚開始，我們要為這個目標，奮鬥不休！”
立刻就有人笑道：“你這算什麼？‘中國文學的大排檔宣言’嗎？”
大家都笑起來，隻是都有些落寞。
張潮卻認真地道：“有何不可呢？”
眾人都愣住了——你認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