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潮緩了一緩，才道：“去年帕慕克獲獎以後，我們基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技法上。他也確實是目前還處於創作活躍期的作家裡，最喜歡顛覆自我、始終走最前沿的一個。
《我的名字叫紅》甚至都不能算他最大膽的作品，但是在風格、視角、結構、技藝已經足以讓我們歎為觀止。讀帕慕克的，讓我有一種需要重新學習閱讀和寫作的衝動。
他第一部作品出版於1982年，從時間幾乎和中國的先鋒作家們同時起步。但是25年時間過去了，中國的先鋒作家要麼回歸現實主義，要麼止步不前。他卻還在不斷創新，想起來令人驚歎啊。”
這時有一個年輕老師捂嘴一樂，問道：“也包括於華老師嗎？”
張潮點點頭，認真道：“當然包括他。說實話，在成為他的學生之前，我很難想象寫出《現實一種》《四月三日事件》的他，後來怎麼又寫了《活著》這樣在技法上很‘傳統’的作品。
即使《活著》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創作。”
大家沒有想到張潮對自己的“老恩師”的評價竟然這麼直白，一時間都有些愣神。
張潮笑道：“這些我前兩年就和於老師交流過了，剛剛那些我都是撿輕了說，不礙事。我們還是說回帕慕克——即使他在技法上創造了那麼多新穎的東西，我仍然認為這不是他最重要的文學貢獻。”
說著，張潮又夾起幾片地瓜葉，說道：“要是我爸爸看見這東西現在能上桌當菜了，他肯定唏噓不已。——大家趕緊吃菜。”
老師和同學們都有些發懵，聽得正入神呢，張潮怎麼說起地瓜葉來了？
張潮接著道：“我爸生於50年代，童年時正好遇上糧食青黃不接，我大伯看他餓的不行了，就帶著他夜裡去生產隊的地裡偷東西。地瓜不敢偷，因為地一翻開第二天就會被看出來，所以隻敢薅一些地瓜葉煮來吃。
那年月，地瓜葉是實在沒轍才吃的東西，也就比野菜、樹皮好一點。現在呢？這一盤要10塊，大家都愛點，比空心菜還受歡迎。這是為什麼？”
雖然不知道張潮為什麼對地瓜葉說了這麼一通，但是還是有同學回答道：“時代不同了嘛。以前窮，地瓜葉拿來充饑；現在有錢了，大家發現地瓜葉拿油一炒，又嫩又甜，用來清口、去膩，是道好菜。”
張潮點點頭，又夾了一筷地瓜葉吃掉了，接著說道：“是啊，你們看，第一個把地瓜葉端上餐桌的廚子多偉大。這一盤菜，某種程度上濃縮了中國50年來，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變遷。
帕慕克和他的作品，對於土耳其來說，就是第一個把地瓜葉炒了並端上餐桌的那個廚子。”
這個彎拐得有點急，眾人一時間消化不了，都沒有人接茬，於是張潮連忙招呼大家吃菜喝飲料。
過了好一會兒，才有一個學生怯生生地問道：“你的意思是，帕慕克是一個‘轉變期’的作家？”
張潮沒有馬上回答，示意他等一下，開始專心對付手裡拿著的一個皮皮蝦。他先用筷子尖垂直插進皮皮蝦的尾部，然後沿著皮皮蝦的背甲一路把筷子捅到頭，按住，再捏著尾巴一揭——
一隻完整的皮皮蝦就被剝出來了。
張潮驚喜地道：“有膏！”接著一口就把皮皮蝦的肉和膏吃進了嘴裡，品味了蝦肉的鮮甜和蝦膏的醇厚以後，發出了心滿意足的“嗯~”聲。
受到張潮的感染，大家也放鬆下來，開始剝蝦的剝蝦，剔刺的剔刺。
張潮這才說道：“說他是‘轉變期’的作家，不僅不準確，甚至可以說貶低了他。他就代表著轉變本身——帕慕克之前，土耳其文學關注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和城市的底層勞動者；
手法也局限於現實主義，幾乎是歐洲18、19世紀文學的粗糙複刻。這當然不能說是‘錯’，但毫無疑問忽視了土耳其社會在奧斯曼帝國末期以及瓦解以後，發生的巨大變化。
帕慕克是以一己之力，用他傑出的創作，把土耳其社會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帶入了文學世界當中，並且成為經典。
他幾乎是一個人創造了土耳其這個國家乃至文化圈的現代文學，不僅是在技法上打碎了歐洲中心主義，而且在主題層麵上，創造出兼具現代與傳統的全新的審美範式，比如‘呼愁’。
如果說凱末爾在製度上締造了現代的土耳其社會，那麼帕慕克就是在創作上締造了現代的土耳其文學。”
凱末爾被稱為土耳其的“國父”，張潮竟然將一個作家和“國父”相提並論，也算是開未有之先河了。
中文係的老師舒瓊一時間竟有些恍惚，不由得質疑道：“你這麼評價，會不會把帕慕克顯得太高了？
他難道比托馬斯·品欽，或者約翰·庫切還要優秀嗎？”
托馬斯·品欽是美國作家，約翰·庫切是南非作家，在世界現代文學版圖裡，都算得上是“基石”型的人物。
張潮解釋道：“帕慕克是給整個土耳其世界的年輕作家開路的人。他為土耳其帶來了從表達形式到思維方式都獨樹一幟，又臻於完善的文學範本。
這種示範作用和鼓舞力量是巨大的。我敢預言，不久的將來，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文化背景的年輕作家會一個一個湧現出來，不斷衝擊世界文學的中心。
因為帕慕克已經把最難的事做了，最大的石頭搬開了。”
一個學生好奇地問道：“最難的事？最大的石頭？是什麼？”
張潮“嘿嘿”一笑，道：“那當然是輝煌燦爛、曆史悠久的奧斯曼帝國的文學啊。彆忘了，人家也是上承古老文明、綿延數百年的大帝國，經典浩如煙海。
如何麵對這龐大到能把任何後繼者碾成粉末的遺產，如何處理現代與傳統的難題，始終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帕慕克因為搬開了這塊石頭，差點被保守派送去坐牢，甚至上了激進派的暗殺名單，隻能被迫離開家鄉。
當然，土耳其的國內倒是有不少他的擁護者認為帕慕克應該回國坐牢，甚至被殺死，這樣能激起國際社會重新關注世俗化改革。”
張潮說完，飯桌上的師生全都陷入沉默當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張潮竟然對帕慕克的了解這麼全麵、深刻，完全不是國內跟風的皮毛報道可以媲美的。
帕慕克去年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向遲鈍的中國文學界也是這時候才開始關注到這個作家。
《我的名字叫紅》更是第一部被翻譯成中文的帕慕克作品，出版於2006年8月，到今天也才半年多年。
當所有人還沉迷在帕慕克天花亂墜般的繁複敘述技巧中時，張潮竟然已經開始關注帕慕克的文學史價值，這種敏銳足以讓國內絕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汗顏。
尤其是張潮說完這一切，還一副“不就是應該這樣嗎”的樣子，讓人又羨又恨。
其實不是張潮有意要炫耀，因為這在10年後，帕慕克已經被研究爛了，他說的這些結論並沒有特彆之處。
但是在2007年初，就堪稱石破天驚了。
不過這繞了一大圈，和“中國的當代文學是否落後於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不一會兒，有人回過味來了，問道：“帕慕克把奧斯曼帝國輝煌的文學傳統這塊石頭給搬開了，為後來者開了路——你的意思是，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學缺少這麼一個人？”
張潮點點頭道：“中國的文學傳統比奧斯曼帝國還要悠久燦爛，經典還要豐富多彩。這個遺產自然很豐厚，但其實也是一種枷鎖。
白話文運動在表達形式上把這塊石頭搬開了一半，但是更難搬開的是剩下的那一半。”說著，張潮用手指了指腦袋，一切儘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