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聯合車站的會議室裡，死一般沉寂。
這還怎麼問？再問下去，張潮不知道又會說出什麼虎狼之詞。
剛剛進攻火力最凶猛的CNN裡德和CBS喬安娜，現在腦子裡隻考慮一件事——怎麼才能讓自己回去以後不被解雇。
畢竟電視台肯定不會背“種族歧視”這個鍋，萬一民意沸騰，一定會說是記者的“個人行為”。
隻有FOX的記者最淡定，他今天來的任務就是和張潮打配合、遞話頭，現在任務已經圓滿完成了。
大衛·米勒適時拿起話筒，提醒道：“大家還有問題要問嗎？”
紙媒《紐約客》的記者反應最快，立刻就問道：“去年布克獎的得主基蘭·德賽來自印度；而你拿到了‘全美書評人協會獎’；你還提到了阿迪契的《半輪黃日》……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認為——英語世界的文學包容性越來越強，無論是亞洲還是非洲，處於‘世界邊緣’的作家逐漸受到了認可與接納。
請問你對此有什麼樣的看法？”
張潮心中暗歎一口氣，《紐約客》雖然在美國已經是頗為“左派”的媒體了，但是它的記者仍然可以“無惡意”地問出這樣的問題，隻能說有些傲慢在他們內心根深蒂固。
他略一思考，直接問那位記者道：“你使用過地球儀嗎？”
記者遲疑了一會兒，才答道：“當然……但這和我的問題有什麼關係？”
張潮道：“那你說說看，在地球儀上，哪些國家位於‘世界邊緣’，哪些國家又位於‘世界中心’？”
《紐約客》的記者頓時語塞——圓滾滾的地球儀上，除了南北兩極，哪有“中心”一說？
隨即他又解釋道：“我的意思是，文明世界的邊……”話沒有說完，就立刻住嘴了。
這句話要是說全了，今天回去以後可能被解雇的記者又要多一個。
張潮又問道：“去年中國的人民文學社出版了斯蒂芬·金的《肖生克的救贖》，而且銷量位列十大暢銷書的第九名。
你如果報道這個新聞，會寫這體現了中國人‘包容性’，或者說金先生被中國人認可、接納了嗎？”
這個問題又把對方問噎住了，現在他滿腦子就一個想法——聽說中國人都有“屬相”，那張潮是屬法棍的，還是屬列巴的？
張潮自問自答道：“恐怕你會寫‘偉大的斯蒂芬·金征服了中國讀者’吧？所以，至少對我來說，作品並不需要被‘英語世界’‘包容’，也從沒有想過被你們‘認可’或者‘接納’。
作品最終是要麵對讀者的，無論是中國讀者、美國讀者，或者是其他什麼國家的讀者，喜歡我的作品，那都是我的榮幸。
除此之外的評價，不足為道。”
《紐約客》的記者頹然坐回了椅子上，愁眉苦臉地看著眼前的筆記本，今天這報道可咋寫？
總不能寫這麼多記者從四麵八方來了，然後被張潮用各種“大義”糊了一臉吧？
《紐約時報》的記者琢磨了一下，決定迂回一下，問一個緩和點的問題過渡：“我們知道，這次旅程你已經和兩位作家對談過，請問你對他們的印象如何？”
這才是記者會應該有的態度嘛——張潮用輕鬆的語調答道：“斯蒂芬·金先生充滿智慧，讓我懂得怎麼才能把書賣得更多些……”
現場響起了一陣輕笑，氣氛終於沒有那麼凝重了。為了今天的采訪，大家都看了昨晚播出的“東方快車的談話”第一集，所以一下就想起了斯蒂芬·金說要讓讀者多活幾年的梗。
緊接著張潮道：“黎翊雲女士和我一樣來自燕大，她很優秀。我們的共同語言雖然並不多，但所幸最後還是取得了一些共識——至於具體內容，大家可以看今晚的節目。”
這一下又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來了。
“共同語言不多”——意思是就是分歧更多，交鋒激烈？看過張潮今天在記者會上的表現，眾人都有點不敢相信黎翊雲能和張潮對線。
不過一切都要等今晚第二集播出以後才知道。
由於記者會並不是現場直播，所以在一旁的大衛·米勒，一邊密切觀察“場上局勢”，一邊不斷給自己的頂頭上司發信息：
“記者太多了，我怕張潮會應付不來。放心，我會隨時打斷來保護我們的人！”
“問題十分尖銳，張潮的態度似乎太生硬了，恐怕今明兩天的輿論會對他不利……”
“這群記者就是混蛋，老板，我們在紐約的新書發布會可能要取消了。”
“等等，事情好像還沒有那麼糟糕。”
“張潮挽回了局勢——不，應該說他始終就沒有處於下風。”
“老板，張潮一個人在拷打所有記者，我要不要提醒他控製一下，不要破壞了和媒體的關係……”
“老板，紐約的新書發布會我建議換個地方，麥迪遜花園廣場怎麼樣？”
“不，隻在紐約舉辦發布是不夠的，波士頓、芝加哥……要不然我們安排張潮反向坐火車回舊金山吧，一路走一路簽。”
“老板，《大醫》第二部現在就可以加印了！”
……
發出最後一條短信的時候，大衛·米勒看到張潮已經站在台上，和台下的記者言笑晏晏，態度鬆弛地介紹著《大醫》第二部的內容：
“在第二部裡，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主人公的成長。他們不再是剛進醫學院的青年了，他們會更深入地參與到那個變幻莫測的時代中去……”
“在那時的中國，醫生也是一種前途無量的職業，但是戰爭改變了一切——人既是不堪一擊的，人又是堅不可摧的……”
“無論複雜的人性如何交織成曆史最終的走向，但他們對理想和信仰的堅持，證明了再渺小的個人，也可以在時間洪流當中閃耀自己的光芒……”
“為什麼選擇醫生？因為我們中國有句老話——‘不為良相，便為良醫。’……”
似乎剛剛那種劍拔弩張的情形，從未出現過。
大衛·米勒困惑地問身邊的蘇珊道：“對不起我沒注意到——張潮剛剛說了什麼？”
蘇珊捂嘴一樂，答道：“張潮就對記者們說了一句‘《大醫》是一部展現中國人如何選擇自己道路的！’然後他們就圍著張潮問《大醫》了。”
大衛·米勒一愣，旋即想明白了張潮這句話的用意——之前的場麵多少讓記者們有些下不來台，這樣會導致一個結果——張潮雖然會洗脫“種族歧視者”的指控，但是記者的報道不會太熱情，可能用幾十一百詞的短訊糊弄過去。
張潮主動把《大醫》作為拋出來，而且特意往“美國主旋律”方向靠攏，這樣就給了記者一個報道他的“抓手”，大家可以從《大醫》入手“盛讚”張潮，前麵那些被單方麵碾壓的環節就能“技術性處理”。
這麼一來，既洗脫了指控，還給了記者台階下，又宣傳了即將發布的新書——一石三鳥。
大衛·米勒顧不得感歎，連忙又給報社老板發去信息：